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全黨領導干部的思維建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他指出，全黨要“增強政治領導本領，堅持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系統完整地闡述領導干部思維建設的觀點。2019年1月，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講話指出：要“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由此，習近平“六種思維”思想整體性正式公開出現。

從目前時代中國所面臨的異常復雜性局勢研讀，全黨要擔當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使命，重視全黨“六種思維”的提高，意義極為特殊特別。

一、中國共產黨黨情的特殊性，是提出提高“六種思維”能力的自然前提條件

從歷史特殊性分析，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與傳統悠久、地理與位置特別、文化與形態獨特、民族與族群眾多、民族與特性獨特的國家，引領國家發展進步，其難度與艱巨性不言而喻。特別是1840年以后，中國自身封閉式內練式內向型自我發展的路徑被徹底改變了，中國在自身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制度準備、文化準備、社會條件、經濟科技條件準備的前提下，被西方文明無情地沖擊和強勢改變。國勢衰微的影響與后果，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舞臺上可謂真正的“倒下去”了。基于這種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優于其他中國社會力量成功地完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中國大陸的完全統一。1949年以后的中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領域，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建立起中國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取得了輝煌成績，開創并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更加激發起全體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原動力與進取心。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70年輝煌史，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客觀地看，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中國特殊的國情與土壤，黨內自身一些在不同歷史時期產生或者形成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和解決，有些問題的解決呈現出持久性長久性特征。譬如黨內存在著的理想信念問題、政治建設問題、形式主義問題、自由主義問題、政令不暢問題、怠政懈政問題、腐敗問題等等。雖然黨執政已經70年，“為誰執政、怎樣執政、怎樣才能執好政、怎樣才能做到長期執政”的問題還是沒有根本解決。不論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內面臨著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是異常尖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黨面臨的長期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具有尖銳性和嚴峻性，這是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的大判斷。”這些問題的存在和真正解決，既需要黨內不斷進行自我革命，也需要不斷提高“六種思維”的能力。最近幾十年來，黨內同志對經濟工作是專家、是行家里手，抓經濟工作有行云流水、得心應手的感覺。但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特別是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黨和國家必須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同步進行。尤其是，在面對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時，不斷提高“六種思維”能力的重要性特殊性就決定著必須更加高度重視解決好這一問題。

二、科學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六種思維”的科學內涵，決定著“六種思維”能力提升的質量與有效性

思維問題，歷史悠久，本身屬于哲學范疇，既是思考問題的方式，也是處理問題的藝術。二者相互相成，互相交叉、互為存在前提。思維方式其內涵十分豐富，習近平總書記目前針對中國當前實際，重點提出了“六種思維”。即：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和底線思維。對其六個方面的思維的科學理解，本質上決定著“六種思維”能力提升的質量和有效性。

戰略思維。一般而言，戰略思維的擁有者是指思維主體（個人或集團）對關系事物全局的、長遠的、根本性的重大問題的謀劃（分析、綜合、判斷、預見和決策）的思維過程。戰略思維涉及的對象大多是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系統和人與自然的復合系統及復雜過程。戰略思維的關注對象與目標，就時間概念而言，屬于中長期的目標任務。近期關注的對象僅僅屬于戰術目標，而非戰略目標。著名學者張文木認為，“戰略和養生同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略是關于國家養生的學問。”“戰略也是布勢的學問，其主要任務是制造一種迫使敵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轉化的形勢，對手在這種形勢中進退維谷并不得不與我合作。上策是把敵人轉化成自覺的朋友，這是最高目標；中策是將對手轉化為中立立場；下策的無奈之舉才是消滅敵人。”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無疑是一代偉大而杰出的戰略家。毛澤東對戰略學理論也很有建樹，寫下了一大批戰略學論著，比較有影響的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關于重慶談判》等等。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戰略藝術的思想修養與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高度，深深地影響著整個解放戰爭的每一個環節和細節。縱觀當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無疑是新時代中國戰略思想家的重要成果。

歷史思維。歷史思維就是歷史意識。曉山在《黨建研究》2019第二期發表的《談談領導干部要強化的幾種意識》一文中指出：“所謂歷史意識，就是用聯系的觀點、縱深的眼光把過去、現在、未來看成一個統一整體的思維方式和方法。”筆者認為，歷史思維，就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通過對歷史過程的科學梳理、對歷史問題的深入分析、對歷史人物的認真研究，充分總結歷史發展規律，汲取推動歷史發展的智慧和方法，預覽歷史發展的未來的一種思維方式。歷史學家錢穆對學習中國歷史提出了獨特的視域，他在《國史大綱》一書的開篇便指出：“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于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系。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黃。)”“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一版）錢穆先生在這里提出了四個十分重要的觀點（標準），即了解本國歷史才是“有知識的國民”；對本國歷史應該懷有“溫情與敬意”；對本國歷史不能心存“偏激的歷史虛無主義”；由此系國家“乃再有發展”的希望。可以說，這四個觀點，既是歷史思維的目的要求，也是歷史思維的組成部分。放眼最近若干年以來，中國社會中出現對中國歷史無知、對中國歷史持激進主義態度、對中國歷史持虛無主義歷史觀的人和現象，不是個別與偶然。特別是一些人以探求歷史真相、還原歷史本來面目、揭秘歷史細節為油頭，制造歷史虛無主義，煽動偏激歷史觀，其必然導致中國社會各個層次思想混亂，對國家、民族、未來迷茫迷失，對中國數千年文明不自信，甚至持完全否定、徹底批判的態度，由此自然對中國目前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文化要求、政黨選擇、價值追求等等方面產生懷疑、質疑的現象，就必然是一種“正常”的結果了。還有一些人對中國歷史“戲說”，或者進行碎片化研究，其后果也是十分嚴重的。至于那些對中國歷史、對中國革命史進行戲說的人，其用心與目的昭然若揭。學者李國強和孫愛東在2019年半月談（內部版）第二期的《歷史，文化自信中最深厚的環節》一文中指出：“戲說歷史的泛濫，對人們的價值理念產生了負面作用。”“碎片化研究的危害，在于很難從歷史中找到社會發展真諦，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源頭之一。”

辯證思維。這個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問題。辯證思維是反映和符合客觀事物辯證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的思維。其特點是從事物的內在矛盾的運動變化中，從其各個方面的相互聯系中進行考察，以便從整體上、本質上完整地認識對象。辯證思維運用邏輯范疇及其體系來把握具體真理。辯證思維既不同于那種將對象看做靜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學思維，也不同于那種把思維形式看作是既成的、確定的形式邏輯思維，它是辯證邏輯研究的對象。人類的辯證思維的歷史發展經歷了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辯證思維的終極目的是準確把握客觀事物的本質規律。從當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辨析，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步推進，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進步，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作為當代中國一個整體性的客觀事物，對其本質性認識還有很大空間，并因此基礎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還有待進一步強化，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依然突出尖銳，國家政治安全的隱患依然嚴峻，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任務依然任重道遠，黨執政所面臨的“四個考驗”問題、黨內長期存在的“四個危險”問題依然沒有真正解決。究其原因，黨內辯證思維能力的整體性不足成為關鍵因素和要害因素。值得關注的是，在2017年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是將辯證思維放在創新思維后面的，2019年1月的中央黨校講話中，將辯證思維放在了創新思維前面，這種位次的更替，昭示其重要性特殊性不言而喻。

創新思維。學者姚本先認為，創新思維是指以新穎獨創的方法解決問題的思維過程，通過這種思維能突破常規思維的界限，以超常規甚至反常規的方法、視角去思考問題，提出與眾不同的解決方案，從而產生新穎的、獨到的、有社會意義的思維成果。筆者認為，創新思維的成果，應當體現“既意在其中，又在其意外”的辯證思維特點。意指創新的結果應當必須是以遵循客觀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為前提，絕對不是完全不顧客觀事物發展基本規律、完全另起爐灶、完全脫軌脫道的產物；同時創新成果又不是完全因循守舊、照葫蘆畫瓢、完全中規中矩的產物，而是在遵循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在方式方法、技術手段、體制機制、方案規劃等等方面與過去時代同類型工作成果的巨大反差和巨大不同的成果。從這個角度辨析，中國共產黨100年奮斗實踐史無疑是一部在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基礎上不斷探索創新的歷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創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是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是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是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的確認是創新……當前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矛盾異常復雜尖銳。特別是當前的改革攻堅克難，首先就絕對不是1978年改革原點的重新開始，更不是40年改革路徑的再次重復，還不是簡單的對所面臨問題的修修補補。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沒有別的出路和現成的依靠，必須以創新思維來解決，也只能在不斷的創新中去解決。

法治思維。學者楊永加認為：“法治思維是將法律作為判斷是非和處理事務的準繩，它要求崇尚法治、尊重法律，善于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和推進工作。”簡言之，法治思維就是將法治的各種規定轉換為、運用于認識、分析、處理實際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基于法律規范的邏輯化的思維方式。因此，法治思維需以法治概念為前設。從本質上講，法治思維就是一種內化于心的強烈的規則意識、規則行為、規則沖動、規則捍衛、規則評價。縱觀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歷史，盡管各個國家對法治概念之認知不完全相同，但究其核心內涵包括精神、實體、形式等層面諸要件已經形成基本共識。名目繁多的國際法就是最好的例證。觀察當代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基本形成并在實際應用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全社會在法治概念上的初步共識已基本具備，這是法治思維命題提出的重要前提。然而，中國特殊的歷史傳統、特殊的文化背景、特殊的發展過程，對現代法治的認同與接受，還是相對漫長的。就一般普通老百姓而言，偏好“熟人社會”而不是法治社會、偏好“合情合理合法”而不是“合法合理合情”、偏好鉆研規則的空白地帶而不是對法治心存敬畏奉若神明。就領導干部而言，偏好“個人說了算”而不是規則說了算、偏好對規則心存“葉公好龍”式的感覺而不是真正用法治思維進行決策、偏好對規則是隨意性而不是敬重規則的嚴肅性。中國夢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開了法治、規則對中國社會的管理與調節，只能是空想。

底線思維。百度認為，底線思維（bottom-line thinking）是一種思維技巧，擁有這種技巧的思想者會認真計算風險成本，估算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并且接受這種情況。底線思維自然會對當代社會人們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產生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底線思維”的命題，其實這里的底線思維是一種唯物辯證法，是“有守”和“有為”的有機統一。2018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種風險我們都要防控，但重點要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局性風險，這是我一直強調底線思維的根本含義”。他對一些重要領域要堅守底線作過深刻闡述：一是道路方向問題方面，強調不能犯顛覆性錯誤，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二是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三是依法治國方面，強調牢固樹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守住做人、處事、用權、交友的底線，自覺維護法律尊嚴和權威；四是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強調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五是外交戰略與政策方面，強調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等等。當前，必須準確把握這些重要論述的豐富內涵和精神實質，樹立明確的底線意識，決不能觸碰、踐踏和逾越那些事關黨和國家事業興衰成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界限，不斷增強堅守底線的堅定性自覺性，在“有守”與“有為”上實現有機統一。總而言之，底線思維不是消極懈怠、無所作為的被動性思維，而是典型的積極防御思維。

三、厘清“六種思維”之間的關系與定位，有助于進一步加深對“六種思維”的準確掌握和科學運用

顯然，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六種思維”思想正逢其時，對指導中國當前社會發展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六種思維”本質上是一個邏輯體系，這是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必須將“六種思維”作為一個整體一個體系來理解了把握，不能片面地、形而上學地、只言片語地理解“六種思維”命題。

戰略思維是統攬。“六種思維”命題的出發點，具有對余下五個思維具有引領作用，是六種思維中最能體現整體性、決定性性質的，因此排在第一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很明顯，黨的歷史使命就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戰略思考戰略思維的前提與總目標。一切工作、一切奮斗、一切努力、一切堅忍不拔的攻堅克難，都是為了這個“使命”的實現和成功。這個戰略思維對后面五種思維的決定性、引領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歷史思維是依據。沒有歷史思維，戰略思維的底蘊則必然不足。所謂歷史思維是通過對歷史過程的科學梳理、對歷史問題的深入分析、對歷史人物的認真研究，充分總結概括提煉出歷史發展規律，進而汲取推動歷史發展的智慧和方法，預覽歷史發展的未來的一種思維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他還指出：“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奮發有為，銳意進取，人類社會就能更好前進。 事實上，戰略思維的真正確立確認，需要歷史思維提供支撐，需要對歷史過程、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科學梳理，需要對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進行既整體性也本質性的把握，需要歷史經驗的古為今用。顯然，歷史思維的重要性必然性以及無法替代的作用，每一個執政黨成員不可能回避，只能嚴肅客觀地對待。沒有歷史思維的人，無法真正履行歷史使命、完成歷史任務。

辯證思維是方法。從戰略思維的角度思考問題，就必然和必須運用辯證法思考問題，而不是形而上學地思考問題。要把握問題的多樣性，多層次分析問題，多角度觀察問題；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思考戰略問題，思考主要矛盾對次要矛盾的決定性因素，分析主要矛盾對次要矛盾的影響面影響質；要善于思考充分運用主要矛盾的影響力引導次要矛盾向主要矛盾方面轉化；要充分思考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作用，引導矛盾的主要方面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引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作用發揮在可掌控之中；要善于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分析戰略問題中的各種要素，既要一分為二，又要一分為三，還可以一分為若干，為戰略問題的最終決策與定奪提供最大值的權重。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領導指揮抗擊新冠狀肺炎過程中，就很好地運用了這一思維方法。有評論認為,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強重點地區疫情防控”。這“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強調只有集中力量把重點地區的疫情控制住，才能從根本上盡快扭轉全國局面，這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深刻道理。”總而言之，戰略思維離不開辯證思維的相助。

創新思維是思路。實現中國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歷史使命，是前所未有的事業和壯舉。眾所周知，自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人經歷了“倒下去”的磨難與痛苦。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站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實現了“富起來”。歷史進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人民要實現“強起來”，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篇章。如本文前面論述，輝煌成績取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創新思維與創新精神。不論是“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工農武裝割據”道路，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等等，沒有一樣在教科書上有現成的答案，沒有一樣是前人事業的簡單復制，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勇于探索、開拓進取、大膽創新精神的結果。西方哲學家認為，世界上沒有一片相同的樹葉；人不能同時掉進同一條河流。要保證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在戰略思維過程中，務必秉承創新思維，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秉持的初心、肩負的使命決定了這是必然選擇。

法治思維是規則。圍繞戰略思維的終極目標進行思考，在法治思維方面，自然重點是規則的思維。如前面分析，法治思維在整個戰略思維的推進過程中，應當重視和關注的是執政黨和國家整體目標實現過程中的有序性與有緒性原則的體現。有序性原則，即是戰略目標實現過程中應當有節奏感，猶如一部大型的交響樂，和諧而美妙，層次而動人；有緒性原則，即是戰略目標實現過程中應當有條理有邏輯關系，在實踐中表現出有先有后、有因有果，收放自如。有序性原則與有緒性原則的統一體，就是法治精神、法律制度、規則意識。離開了法治思維，必然導致社會失序亂緒，貽誤戰略思維的有效性進行。譬如在戰略思維的推進過程中，自然必須運用法治思維去防止國際上目前比較泛濫、甚至在一些國家、一些地區失控的“泛民粹主義”現象對中國的影響。2020年2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抗擊新冠肺炎過程中，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顯然，法治思維得到了正確運用。

底線思維是邊際。所謂底線，從漢語的本意上理解，就是數學上的邊際概念。從整體性戰略思維把握，在實踐中應當不少于兩個層面的理解。一是國家的核心利益部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論述的，國家的政治安全、意識形態、國家主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本價值觀等等領域的問題，是有底線、有邊際的，是不可以也不能商量的，是沒有討論的余地和討論的空間的。二是個人部分。包括每一個社會成員在內，其內在的個人把握一方面需要法律的底線與邊際，另一方面需要道德的底線與邊際。從公民層面看，以法治為基礎和依托；從人民層面看，以共和國主人身份為前提和基本要求。社會成員應當實現兩者的有效統一。戰略思維中的底線思維意識充分，也是保證在運用戰略思維分析重大問題時不越距、不脫軌、不誤判、不犯原則性錯誤。

四、歷史思維的特殊性與特殊作用，決定著歷史思維必須而且應當得到全黨的高度重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在不同場合提出重視領導干部思維方式的問題。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五種思維”（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命題。2019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指出：增加了 “歷史思維”。不難看出，歷史思維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從提升歷史思維能力的視域梳理，習近平總書記的若干重要觀點值得關注。

（一）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這個觀點既是學術的，也是政治的。習近平指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從世界的昨天發展而來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面對這個觀點，自然會聯想到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重要觀點:“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由此可見，歷史學的地位是多么獨特。正因囿于此，在習近平總書記倡導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在2018年下半年成立了歷史研究院。

（二）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這實際上是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種歷史觀。習近平指出：“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任意選擇，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不論發生過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論出現過什么苦難和困難，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的發展史，都是人民書寫的歷史。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目的是以史為鑒、更好前進。”這實際上闡述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血脈與淵源的這個重要問題。他還深刻地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一場社會革命要取得最終勝利，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從這個角度思考，自然會得出重要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70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97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也因為如此，他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其深刻意義不言而喻。

（三）從歷史中把握歷史規律, 取智慧、走向未來。西方哲學家培根的那句話人們早已耳熟能詳：讀史使人明智。的確如此，從歷史中汲取營養，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習近平指出：“歷史發展有其規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極被動的。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奮發有為，銳意進取，人類社會就能更好前進。”他還指出：“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善于從歷史是學習中國共產黨取得事業成功的一條寶貴經驗，今后依然必須發揚這條好經驗。

（四）重視吸取歷史經驗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中國歷代政治家都十分重視從歷史中吸取治國理政的經驗。治理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和深厚文化傳統底蘊的國家，不懂歷史、沒有歷史思維、缺乏歷史感歷史觀，是難以擔當重任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記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敗，重視、研究、借鑒歷史，了解歷史上治亂興衰規律，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啟示。我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更需要重視、研究、借鑒歷史。這對我們豐富頭腦、開闊眼界、提高修養、增強本領具有重要意義。”他還指出：“我國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構成了中華民族的豐富歷史畫卷。領導干部要多讀一點歷史，從歷史中汲取更多精神營養。”全黨歷史思維能力的整體提升，對完成黨的歷史任務、實現歷史使命至關重要。

（五）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這個觀點實際上觸及到了中國共產黨人信仰的支點與基點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重溫這些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加很多正能量。”的確，每一個共產黨員應當清楚地明白，黨的事業是薪火相傳的，自己只是接力棒之中的一棒，必須將老一代的事業一代代傳下去。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可以從中國革命史中獲取力量。習近平還深刻地指出：“各級領導干部還要認真學習黨史、國史，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了解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正確了解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這對正確認識黨情、國情十分必要，對開創未來也十分必要，因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總而言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思維的相關論述，對于當代中共的領導干部，其要旨在于一要認真讀好歷史這本“教科書”，經常性地保持學習研究歷史的熱情和動力，養成學習研究歷史的習慣，自覺按照歷史規律和歷史發展的辯證法辦事。二要認真用好歷史這副“清醒劑”，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從而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決警惕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三要認真答好“時代答卷”，不負人民重托、無愧歷史選擇，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樹立正確政績觀，銳意進取，埋頭苦干，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答好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時代答卷”。